白雅雨、白眉初是共产党人李大钊的思想、事业和生活的重要影响者和支持者。而出自河北师范大学前身学校的另一位特殊人物，与李大钊、陈独秀的关系都极为密切，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直接担当关键重任，他就是张申府。

张申府(1893-1986)，名崧年，1908年考取顺天高等学堂（河北师范大学前身），毕业后入北京大学。1917年，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，由于工作繁忙，就让张申府帮助在登录室做一些工作。后来，张申府也曾担任北大图书馆代主任。由于时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经常出入李大钊办公室，因此与张申府也有很多接触。

张申府（右一）、梁漱溟（右二）、李大钊（右三）、雷国能在中央公园合影（藏于河北师范大学校史馆，根据真实影像创作）

1918年冬，陈独秀、李大钊、张申府等人共同创办《每周评论》，张申府负责编辑。《每周评论》是新文化运动时期最重要的报刊之一，曾刊发《共产党宣言》节译。张申府同时还担任中国现代最伟大的杂志之一《新青年》的编委，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过多篇文章。

《新青年》《每周评论》

1919年，陈独秀被捕入狱，出狱后仍屡遭警察监视骚扰，为了帮助陈独秀免遭迫害，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离开北京，前往上海。1920年初，李大钊装扮成账房先生，陈独秀装扮成老板，两人雇佣一辆骡车，假装收账的样子，悄悄离开北京，按照设计路线，先到天津。途中，两人商谈建党事宜，由此，就有了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的佳话。

《觉醒年代》中“南陈北李”相约建党

此后，李大钊在北京，陈独秀在上海，两人在通信不发达的情况下又是怎样“相约”的呢？

书信传达，是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最基本的方式，陈独秀在上海积极开展党的组织创建工作，其过程和情况，都用书信的方式与北京的李大钊保持沟通，互相商讨建党有关问题及细节上的考量。

1920年8月，除了写信给李大钊，陈独秀还写书信一封，寄给北京的张申府，就党的名称是叫“社会党”还是叫“共产党”征求二人意见。信中说：“创党之事，只有你（张申府）与守常（李大钊）可以谈。”陈独秀在信中还希望他俩在北京发展党组织，足见张申府在当时的地位之高、作用之重。张申府回忆说：“陈独秀就党的名称问题征求李大钊的意见。关于党的名称叫什么，是叫社会党还是叫共产党，陈独秀自己不能决定，就写信给我，并要我告诉李守常。我和守常研究，就叫共产党。这才是第三国际的意思，我们回了信。”

经过酝酿和准备，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正式成立。其成员主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，陈独秀担任书记。

上海《新青年》编辑部旧址

书信之“约”有时间上的滞后性，更有说不清的一些问题。于是，李大钊便将“相约”换了一种方式，派出“信使”。

9月上旬，张申府到上海了解建党的情况。陈独秀向他详细介绍了在上海建党的经过，希望他转告李大钊，并在北京同时行动。张申府返回北京后，把和陈独秀商谈的情况告诉了李大钊。李大钊“略经考虑，即无保留地表示赞成”。

1920年10月，李大钊、张申府、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，取名“北京共产党小组”。随后，陆续发展了邓中夏、罗章龙、刘仁静、高君宇、何孟雄、陈为人等。1920年11月，“北京共产党小组”正式改为“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”，李大钊担任书记。

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

《觉醒年代》张申府与李大钊、张国焘三人入党宣誓

张申府在“相约建党”之北京与上海的“相约”中，实际上扮演了“联络员”的角色，是“南陈北李”之间的奔走串联者。

对于陈独秀和李大钊分别在上海和北京发起建党的过程，张申府这样回忆：“对于建党一事，我们有了统一的认识，便开始分头活动。陈独秀热情极高，他说干就干，在上海首先找了一些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，其中有周佛海、田汉、李达等，还发展了当时在沪的施存统、沈雁冰、沈玄庐等。此外，陈独秀同胡汉民、戴季陶、张东荪等人也谈过此事，他们没有同意。由于陈的多方推动和组织，终于成立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。北京也在同时进行筹组活动。大钊同志性情温和，乐于与人交往，然而又不善空言，他和陈独秀一样具有热情和信心，但工作起来又较细致谨慎，因此北京的发展工作稍缓慢了一点。”

张申府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的贡献还远不止于此。

1920年11月底，张申府以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秘书的身份从上海乘轮船赴法国，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希望他在法国发展党的组织。张申府肩负着李大钊、陈独秀“到欧洲的中国留学生中发展党员”的使命到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教，秘密建立党的组织。1921年2月，他首先发展了与他一路同行到法国的刘清扬（河北师范大学前身学校北洋女师范学堂首届四年制完全科毕业生，最早的中共女党员之一）入党，随后，二人一起发展周恩来入党。

1921年春，周恩来（左三）、张申府（左一）与天津觉悟社部分成员在法国巴黎合影

《觉醒年代》中张申府介绍周恩来入党

张申府回忆说，到了法国“介绍刘清扬入了党。接着我和刘清扬又介绍周总理入了党”，“不久赵世炎到了法国，他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。接着陈公培也到法国来了，他也是在上海由陈独秀介绍入党的。于是我和周总理、刘清扬、赵世炎、陈公培成立了小组，没有正式名称，成立后报告了陈独秀”。在巴黎成立的这个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旅欧组织，张申府是小组的唯一负责人。

1921年7月23日，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。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组成部分，自然也收到了上海发出的会议邀请。遗憾的是，由于路途漫长、时间紧迫等原因，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没有派出参会代表。

1922年3月，张申府因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呼吁“吃饭权、工作权、求学权”的示威遭到法国警方与中国教育当局的不公正镇压，愤然辞去里昂大学教授工作，同周恩来、刘清扬坐火车到了德国柏林。三人到达柏林后，积极与当时在德国的中国共产党员张伯简建立联络，为继续发展海外党组织而奔走。一个月以后，四位党员共同于德国柏林成立了旅德中共组织——柏林共产主义小组。

1922年，张申府（右一）、刘清扬（右二）、周恩来（右三）、赵光宸在德国柏林万赛湖游船上合影

朱德入党，也是张申府起了关键作用。朱德曾服务于旧军阀，当他向陈独秀提出入党时，遭到婉拒，原因主要就是朱德先前的军旅背景。但朱德没有放弃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，当他漂洋德国时找到了张申府，慎重地表达了“希望进步”的决心。虽然考虑到朱德之前的特殊身份与经历，但张申府更在意此时朱德的态度与表现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与培养，确认朱德“革命愿望是强烈的，对党十分忠诚。”于是，张申府和周恩来于1922年11月介绍朱德入党。

张申府（前排左一）、朱德（右一）在德国的合影

1924年回国后，张申府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。5月，孙中山任命张申府为黄埔军校政治部副主任，这是当时中共党员在黄埔军校的最高任职。张申府还负责黄埔第一期学生的口试、笔试监考和阅卷工作。第一期录取揭榜时，后来的“黄埔三杰”之首、共产党员蒋先云名列第一。可以说，黄埔一期都是张申府的学生。

此外，黄埔军校特别需要政治工作干部，党代表廖仲恺和政治部主任戴季陶多次委托张申府为军校推荐人才，张申府开出十五人名单，第一个就是周恩来，张申府为周恩来解决了欧洲回来的经费，用一手之力将周恩来推上了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位子，也将他推上了政治舞台。

1925年1月，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，张申府在会上因讨论党的纲领时反对与国民党结盟而与蔡和森、张太雷等人发生争执，而后负气退党。退党之后，张申府领导了北平学生“一二·九”抗日救亡运动，参与领导创建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（民盟前身）、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（农工党前身）等。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分子，文革中受到冲击，1979年彻底平反，后任第五、六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1986年6月20日，刚刚过完 93岁生日不久的张申府走完了他的传奇一生，《人民日报》发布讣告称他为“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”“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”。

参考文献：《试论张申府与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建立》《中国共产党建立前后情况的回忆》《所忆：张申府忆旧文选》《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是如何“相约的”》《从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——由回忆和文献重构北京共产党早期党组织的成立过程》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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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党委宣传部）